一、汪老——揣着一颗童心的耿直老头

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，是不大高兴的，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。不过高邮的咸鸭蛋，确实是好，我走的地方不少，所食鸭蛋多矣，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！曾经沧海难为水，他乡咸鸭蛋，我实在瞧不上。袁枚的《随园食单·小菜单》有“腌蛋”一条，袁子才这个人我不喜欢，他的《食单》好些菜的说法是听来的，他自己并不会做菜。

吃臭，不只中国有，外国也有，我曾在美国吃过北欧的臭起司。招待我们的诗人保罗·安格尔，以为我吃不来这种东西。我连王致和臭豆腐都能整块整块地吃，还在乎什么臭起司！待老夫吃一个样儿叫你们见识见识！

不臭不好吃，越臭越好吃，口之于味并不都是“有同嗜焉”。

我小时候吃蚕豆，就想过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叫蚕豆？到了很大的岁数，才明白过来：因为这是养蚕的时候吃的豆。

“蚂蚁上树”原是四川菜，肉末炒粉丝，有一个剧团的伙食办得不好，演员意见很大。剧团的团长为了关心群众生活，深入到食堂去亲自考察，看到菜牌上写的菜名有蚂蚁上树，说：“啊呀，伙食是有问题，蚂蚁怎么可以吃呢？”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当团长呢？

叶子花夏天开花，但在我的印象里，它好像一年到头都开，老开着，没有见它枯萎凋谢过。大概它自己觉得不过是叶子，就随便开开吧。

我不赞成搞菊山菊海，让菊花都按部就班，排排坐。或挤成一堆，闹闹嚷嚷。菊花还是得一棵一棵地看，一朵一朵地看。更不赞成把菊花缚扎成龙，成狮子，这简直糟蹋了菊花。

二、汪老是名副其实的能把生活过成段子的人

在北京我也摘过灰菜炒食。有一次发现钓鱼台国宾馆的墙外长了很多灰菜，极肥嫩，就弯下腰来摘了好些，装在书包里。门卫发现，走过来问：“你干什么？”他大概以为我在埋定时炸弹。我把书包里的灰菜抓出来给他看，他没有再说什么，走开了。

臭豆腐闻起来臭，吃起来香。有一位女同志，南京人。爱人到南京出差，问她要带什么东西。——“臭豆腐”。她爱人买了一些，带到火车上。一车厢都大叫：“这是什么味道？什么味道！”我们在长沙，想尝尝毛泽东在火宫殿吃过的臭豆腐，循味跟踪，臭味渐浓，“快了，快到了，闻到臭味了嘛！”到了眼前，是一个公共厕所！《逐臭》

在戴了“右派分子”的帽子以后，我曾经被发到西山种树……我们摘酸枣吃。草里有蝈蝈，烧蝈蝈吃！蝈蝈得是三尾的，腹大，多子。一会儿就能捉半土筐。点一把火，把蝈蝈往火里一倒，劈劈剥剥，熟了。咬一口大腌萝卜，嚼半个烧蝈蝈，就馒头，香啊。人不管走到哪一步，总得找点乐子，想一点办法，老是愁眉苦脸的，干嘛呢！

再被下放至沽源，汪老开始画一套马铃薯图谱，“画画不是我的本行，但是”工作需要“，我也算是起到了一点作用，倒是颇堪自慰的，沽源是清代的军台，我在这里工作，可以说是“发往军台效力”，我于是用画马铃薯的红颜色在带来的一本《梦溪笔谈》的扉页上画了一方图章：效力军台。

（能这么调侃自己的艰难处境，化苦难为情调的功夫，除了苏东坡，小编也只服汪老一个！）

跑警报，大都要把一点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。最方便的是金子，——金戒指。有一位哲学系的研究生曾经作了这样的逻辑推理：有人带金子，必有人会丢掉金子，有人丢金子，就会有人捡到金子，我是人，故我可以捡到金子。因此，他跑警报时，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，他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视路面。他当真两次捡到过金戒指！逻辑推理有此妙用，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。

小校场是很偏僻的地方，附近没有什么人家。有一回，我和几个女同学去捡毛栗子，天黑下来了，我们忽然有些害怕，就赶紧往城里走。路过一家孤零零的人家门外，门前站着一个岁数不大的人，说：“你们要毛栗子吗？我家里有！”我们立刻感到：这是个坏人。我们没有搭理他，只是加快了脚步，拼命地走。我是同学里唯一的男子汉，便像一个勇士似的走在最后。到了城门口，发现这个坏人没有跟上来，才松了一口气。当时的紧张心情，我过了很多年还记得。

三、那些温情的人事，每一个细节，他都记着

1、我的生母得了肺病，怕“过人”——传染给别人，独自卧病，在一座偏房里，我们都叫那间小屋为“小房”。……“小房”外面有一个小天井，靠墙有一个叶形的小花坛，不知道是谁重了两三颗秋海棠，也没有人管它，它在秋天竟也开花。花色苍白，样子很可怜。

不论在哪里，我每次看到秋海棠，总要想起我的母亲。

（汪老母亲在他三岁时便因肺病过世，对母亲没有留下什么印象，而看到秋海棠，时时会想起母亲来。）

2、八十岁那年……沈先生（沈从文）在家乡听傩戏，这是一种古调犹存的很老的弋阳腔。打鼓的是以为七十多岁的老人，他对年轻人打鼓失去旧范很不以为然，沈先生听了，说：“这是楚声，楚声！”他动情地听着楚声，泪流满面。

（古朴的弋阳腔，老泪纵横的沈老先生，这个画面总让我莫名有一种萧疏荒凉之感，汪老赠诗给老师：犹及回乡听楚声，此身虽在总堪惊。）

3、沈先生对我这个学生是很喜欢的。……有一次，晚上，我喝得烂醉，坐在路边，沈先生到一处演讲回来，以为是个难民，走进一看，是我，他和两个同学把我扶到他的住处，灌了好些酽茶，我才醒过来。有一回我去看他，牙疼，腮帮子肿的老高。沈先生开了门，一句话没说，出去买了几个大橘子抱着回来了。

4、我一九四六年到上海，因为找不到职业，情绪很坏，他(沈从文)写信把我大骂了一顿，说：“为了一时的困难，就这样哭哭啼啼的，甚至想到要自杀，真是没出息！你手中有一支笔，怕什么！”

（想起沈先生初到北京时缺衣少食的窘况，大抵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告慰弟子，手中有笔怕什么！）

5、沈先生面色如土，很安详地躺着。我走近他身边，看着他，久久不能离开。这样一个人，就这样地去了。我看他一眼，又看一眼，我哭了。

（汪老先生参加老师沈从文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，在他简洁平静的叙述之下，涌动着的是深似大海的悲痛。)

6、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，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盆里，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，这就是《边城》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，沈先生喜欢的草。

（沈先生喜欢的植物，汪老一直都记得。）

7、林徽因死后，有一年，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，老朋友收到通知，都纳闷：老金为什么请客？到了之后，金先生才宣布：“今天是徽因的生日。”《金岳霖先生》

（林徽因故去，梁思成另娶，金老先生却一直都记得林徽因的生辰，并郑重地在当时的北京饭店宴请老友，以表怀念。金老先生是长情之人，汪老也记取这些温情的时刻。）

8、父亲很喜欢我。我母亲死后，他都带着我睡，他说我半夜醒来就笑。那时我三岁。我到江阴去投考南菁中学，是他带着我去的。住在一个市庄的栈房里，臭虫很多。他就点了一支蜡烛，见有臭虫，就用蜡烛滴油在它身上。第二天我醒来，看见席子上好多蜡烛油点子。我美美地睡了一夜，父亲一夜未睡。

（最喜读汪老那篇《父子多年成兄弟》。有父如此，难怪汪老能始终保有一颗赤诚、童真之心。）

四、偶尔，他讲讲道理也爆点粗，时而是严肃的长者，时而变成活泼的小孩

蔬菜的命运，也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，有其兴盛和衰微，提起来也可叫人生一点感慨，葵本来是中国的主要蔬菜……不知怎么以来，它就变得不行了。明代的《本草纲目》中已经将它列入草类，压根儿不承认它是菜了！葵的遭遇真够惨的！

栀子花粗粗大大，又香得掸都掸不开，于是为文雅人不取，以为品格不高。栀子花说：“去你妈的，我就是要这样香，香得痛痛快快，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！”

为什么西方人把这种花叫做勿忘我？是不是思念是蓝色的？昆明人不管它叫什么勿忘我，什么forget-me-not，叫他“狗屎花”！这叫西方的诗人知道，将谓大煞风景。

我放学回家的路上，总要钻进铺子去看几个女工怎样穿珠花，我就用她们的办法穿成各式各样的腊梅珠花……我到现在还很得意：那是真很好看的。我把这些腊梅珠花送给我的祖母，送给大伯母，送给我的姨母。她们梳了头，就插戴起来。然后，互相拜年，我应该当一个工艺美术师的，写什么屁小说！

或问：你写这些昆虫有什么意思？答曰：我只希望现在的孩子也能玩玩这些昆虫，对自然发生兴趣。现在的孩子大都只在电子玩具包围中长大，未必是好事。

口味单调一点、耳音差一点，也还不要紧，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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