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笔至此，越发产生某种无力感。按照历史研究的规范路径，黑皮箱内所藏只能算类似档案的线索，以线索为经，再参照其他史料，最好与当事人直接沟通，才可大体窥见事态真情。如今，有点口碑的自传作品，皆是如此。譬如，以我极为有限的阅读范围看，唐德刚帮助完成的《胡适口述自传》即属此类，另如章开沅先生的自传，因传主本人研习历史多年，故陈述时已做过严密的比较与论证，相对扎实可靠。

（最后一张登记照）

母亲于去年10月去世，办完丧事后，在花山旧居清理房间时，方找到这只旧皮箱。打开细究，很多事情我在前面都闻所未闻，譬如“引进嘉白”让我猜测他与青帮可能有关联，“自传”与“资历表”让我知道他最高做过国军中尉排长，“党员证书”让我很诧异地发现，他的党龄是从年算起……。这些线索背后的细节究竟是什么？现在已殊难考订，只能就现有信息，发挥一点想象力，尽量拼接和推演。当然，这样做的结果难免搀杂一些主观成份。这是研习历史的遗憾所在，但也是乐趣所在。

从黑皮箱中发现的荣誉国民证看，他是于民国54年（即年）6月1日退出现役。如果按照年他参加江陵保安团算起，他的军旅生涯差不多有33年之多，这不能不让我想起多年前读过的一本书的名字：《三十三年落花梦》。

我曾经和他聊过退出军队后的生活，他的叙述断断续续，极不完整。给我的印象，就是通过昔日的战友介绍打零工，可能在花莲的某家杂货店做过短期的看门人，然后要么是剥花生，要么是种蕃薯，不知道这时的他是否会对早年没有听从父亲的话，好好学门手艺产生悔意。但从他的少有的几张着平民服装的黑白照片看，年代的外祖父少了军人的严肃，更为平和，嘴角似乎多了一丝微笑。

其实，要了解年之后的外祖父生活，还有一个资料来源。那就是他在黑皮箱中留下的一大堆电话号码。这些号码抄写在各种纸片上，有的甚至是餐巾纸。如果我更为严谨，应该根据这些号码一一联系，一定可以找到更多线索，从而拼接更大的故事，甚至包括我一直想问，又不敢问的他的感情故事。但这个工作量实在不小，何况传主也已过世10年有余，再打这些电话多少令我感到难为情。

简单的办法，还是在黑皮箱中爬梳，拿着放大镜慢慢寻找。收获之一就是，在一堆破纸片中发现一个非常小的塑料口袋，打开一看，是一张长相非常清秀的女孩子黑白照，照片背面有人用非常稚嫩的笔迹写着：“勿忘我！李美叶赠，68.4.8”。这三个字多少有些暧昧，开始我脑洞大开，怀疑可能是某位相好的女子送给他的纪念物。不过，仔细比照分析，最后我认定情人关系的可能性基本为零。首先，该女子着制服，左胸印有“省左高中”的字样，它应该是“台湾省高雄市左营高中”的简称，显然，这还是一名高中生，充其量不过十八、九岁；其次，留言的落款时间是“68”，按照台湾人的习惯，应该是民国六十八年，即公元年，这一年外祖父已经65岁，即使按照年来计算，他也有53岁。18岁的高中女生配53岁或65岁的无业男子？这个太狗血了一些，我无法接受，想必汤老三也无法接受。然而，黑皮箱中的照片是一个事实存在，圆珠笔写的“勿忘我”也是一个事实存在。我猜想：这个李美叶可能是其战友的某位女儿，听说外祖父当时认有不少干儿干女，想必美叶也是其中的一位。或许是李美叶小姐原本将这张照片送给某位男同学，一时救急，送给了眼前的干爸汤华清；又或许是“勿忘我”的原意就是“记着我”，并没有电视剧观众喜欢意淫的“想着你”；再或许是照片根本不是李美叶小姐送给外祖父的，而是他从另外的地方获得的。……总之，我还是相信出自农家的汤老三不致于干出如此荒唐之事（但应该承认，我也没有确切的证据）。

外祖父离开大陆时，35岁；抵达台湾时，38岁；退出现役时，51岁。这几个年龄段，应该都是男性荷尔蒙喜欢作祟的时间。尽管前面说过，汤老三一直积极献身党务，把一个党小组长当得有声有色，但我相信他绝对没有“洞房里抄党章”的境界和定力。电话号码中还有一张叫“秋莲”的号码，这个名字也让人浮想联翩。曾想打个电话试试，后来还是算了。将什么事情都弄得清清楚楚，生活还有什么趣味呢？活得太明白，也累啊。

上午，为了写这一段，我专门电话询问了曾经陪母亲赴台的大姐。她告诉我，据外祖父的朋友介绍，外祖父曾经与一位跛脚的本地女子有过共同生活的经历，还有两个孩子，其中一个男孩还娶了他一位战友的女儿。但不知何故，这个跛脚女子并没有与外祖父组建正式的家庭……。是不喜欢眼前的跛脚女人，还是放不下江陵凤台汤家湾的邹氏？他本人没有说，当然也就成了迷。我猜想，是否重婚，肯定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。一则，家乡的原配邹氏被迫改嫁他的二哥，这是他在大陆就知晓的；二则，两岸法统并不统一，因为信息隔绝，老兵中另砌炉灶者，大有人在。如果跛脚女子的故事是真实的，我想：只能从他的性格中找找原因。

在黑皮箱中，我还找到一个钥匙包，里面除了锁具和钥匙，还有一些印章。据去过台湾的大姐讲，他的安全意识非常强，随时锁门锁柜，现金不存到银行，而是用不同的包裹包住，塞在房间的各个角落……在我和他共同居住的几个月时间里，我也感到他是一个疑心较重的人，与他讲话要格外小心。表面上他脸色平静，轻言细语，但眼神还是透露着焦虑与不安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不安全感的外在表现。

（这枚印章很有意思，外形竟然像一只棺材。）

想一想，外祖父的这种严重的不安全感，其来有自。首先，少时被父亲和家人抛弃，本来应该轮到五弟当壮丁，父亲强行让他顶替。非但如此，为了保住家产，父亲还强行让自己的老婆改嫁给自己的二哥，而老婆竟也从了。这种打击，应该是刻骨铭心的。其次，从保安队士兵干起，历经恶战，出生入死，好不容易熬到中尉排长，上峰一声令下，重新回去当大头兵。最后，本来想在国民党大家庭中找到一丝温暖，但一直颠沛流离，朝不保夕，年的老党员也变成年的新党员……。总之，这些被伤害的经历，可能让他对人性起了悲观的感觉。本着这种心态，让他重新负起家庭的责任，扮演丈夫和父亲的角色，可能颇不容易。说白了，一个人总担心别人搞自己的鬼，他不舒坦，别人也不舒坦。

年代后，外祖父也不在打工，一直住在高雄左营的荣民村中。随着大陆老兵的凋零，村子也越来越空。在小兄弟张本发的鼓励和帮助下，年他终于找到留在大陆的女儿（我的母亲）。当年9月他回武汉省亲，3个月后返回台湾。年春节前，再次回大陆，这一次住了一年有余。回台后有一次大病，担心不久于人事（他告诉我，医院的老兵，都会被医生护士害死），遂与台湾政府办理“两清”手续，于年返回大陆长期定居。年秋，医院。

（这应该是年，母亲第一次抵台，在高雄街头陪外祖父散步。）

（台胞证上的第一次签注）

如今，孤身躺在沙市长湖边岸边的他，安否？

至此，外祖父的故事也就告一段落。后面，我会将那只黑皮箱束之高阁，自己也休整一段时间，开始其他的写作。通过这一周的研究与写作，我也有几个发现：1、民国年间家族内部的利益冲突，应该也是我们理解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切入点。从外祖父的个人经历看，他的父亲汤之义的两次安排，直接促成了他的性格形成和人生命运。2、随着政治组织规模的扩大，其社会动员能力与效率其实会呈下降趋势。因为要让更多的人参与，必定不能将意识形态目标规定得过于严苛，但随之而来的肯定是向心力的下降。这种下降仅凭再组织化，很难扭转。其实，我看过整党后国民党的几份文件，也算煞费苦心。3、中国底层社会生活中，长期存在道义逻辑与利益逻辑的纠葛。日常平安无事的状态中，道义逻辑会起主要作用，但在生死存亡关头，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利益逻辑。汤之义老先生让三儿媳给二儿子续弦，充分说明道义逻辑敌不过利益逻辑。

（怀抱的应该是某位战友的孙辈。）

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汤华清出生在介于江汉平原和鄂西丘陵之间的小村子，本可以像他的父亲一样，贩几担青菜，种几亩薄地，过一个乡村小地主的平安生活。谁曾想，年，中日战争爆发，这个农家青年被卷入战争的洪流，并最终被冲刷到数千公里外的海岛。

这，或许就是我们常说的命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