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天吃多少味精要定个限量这事，是40多年前的老黄历了。30年前的年，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的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组，决定取消味精每日食用限量，美国FDA和欧盟一致赞同。

没想到，欧盟食品安全局又反悔了，12日其发表声明，他们在重新评估味精安全性之后，认为最大限额要设为每天每公斤体重30毫克(7月14日新华网)。虽说目前还处于建议阶段，但对于味精来说，这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的，还是闹心。

最闹心的肯定是中国味精了。味精是日本人20世纪初的发明，明摆着是在日本落地生根的，到中国地界，那可是遍地开花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中国有三四百家味精生产厂，一举成为世界味精生产第一大国。

从生产到消费，味精都和中国紧密捆绑在一起，日本躲一边去了。比如说，在不明不白的“中餐馆综合征”(即“味精综合征”)中，明明白白剑指味精，黯然躺枪的中国菜，只好打碎了牙往肚里吞。

鲜，中国菜之所欲也，但非只从味精来。中国的高汤堪称一绝，中国菜之鲜，绝非味精之鲜所能及。家有味精，或者升级版的鸡精，也做不到白水变鸡汤，鸡汤和味精水哄得过眼睛，骗不过鼻子，更骗不过舌头。

中国人一年吃掉万吨味精，按14亿人口算，一人一年吃下去一公斤。但就这个吃法，才只吃了中国味精产量的一半，剩下一半只能出口。无奈世界市场都饱和了，美国、欧盟老大不高兴，都对中国味精折腾过“双反”。

综合各方不甚友好的信息，味精生产急刹车是理性的选择。

一则，不能假装看不见味精厂的高能耗、高粮耗、高污染。二则，欧盟的限量建议并非无事生非，都是事出有因。盐都有摄入的建议上限，味精有个限制无可厚非。

中国流行病学的研究表明，高味精摄入者发生超重的可能性，数倍于完全不食用味精的人，味精摄入及味精的喜欢程度，和糖尿病风险之间可能存在着相关性。总而言之，世间美味佳肴林林总总，没有哪一样是可以随意海吃胡吃，不讲究适量原则的，味精也不例外。味精从来都不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一部分，味精的江河日下和文化冲突无关。

“共享床铺”:商业创新还是概念游戏?

近日,“共享床铺”刷爆朋友圈,引来大批媒体报道和体验者尝鲜。近日,记者发现北京一共享床铺大门紧闭,一自称为该区域办公人员的男子称,共享床铺已被查封,具体原因尚不可知。

虽名曰“共享床铺”,但我实在想不出,它与“共享经济”能有多少关系。现实是,即便北京的一处“共享床铺”被查封,也未引发太多的舆论回弹,这与共享单车推广初期众人齐声援的场景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各式“共享系”的创业项目,其中绝大部分都与共享经济毫不沾边。从本质上说,此类项目不过是对特定传统业态的一种概念再包装,而没有原创性商业内容。

以“共享床铺”为例,其最核心的业务,无非还是床铺出租——这与早已有之的青旅酒店太空舱房间、快捷酒店的钟点房完全可说别无二致。

明明就是传统的住宿服务,为何非要给自己贴个“共享床铺”的标签?一方面固然有概念投机、跟风炒作的考虑;另一面,则显然是试图以所谓的“模式先进性”来绕过现有的公共监管。

众所周知的是,按照现有规定,旅馆实施特种行业管理。理论上,一家旅店要想正式营业,必须走完消防、卫生、工商、公安等一系列审批流程……“共享床铺”极力将自己与传统旅店区分开来,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避开相关职能部门的审查。

一名曰“共享”,就拒绝监管,这是很多创业项目的老套路了,这种语言修饰,最终目的无非是否定既有法律法规的适用性。可问题在于,全社会在形形色色共享项目的“再教育”之下,已经越发意识到了其中的潜在风险。须知,创业者口中的“共享床铺”,实际上很可能就是“非法小旅馆。

在共享项目遍地开花的年代,公众所感受的更多是对投机者的嘴皮功夫的反感与厌倦。我们既要给真正的共享经济以宽容发展的空间,也要对这些假共享经济之名的伪创新保持批判性态度。

别再让教条的“捂月子”伤害母亲

据报道，近日在山东淄博，一产妇因为坐月子受传统的观念束缚，在高温天气中，家里不开窗通风，不开风扇、空调，还穿着长袖长裤，盖着被子。最终导致中暑并不治身亡。

初为人母，经历了生孩子的艰难，却在坐月子时出现意外，确实令人万分惋惜。如果再考虑到这种意外完全来自所谓好心的人为因素，无疑会更加令人唏嘘。担心孕妇产后吹风着凉，本身并没什么问题，可是不顾高温对人体的摧残，单纯强调寒凉对人体的伤害，任何医学理论都不会认可。

　事实上，中国教条的坐月子方式，确实严重伤害着我国孕产妇的健康。几乎每年都可以看到产妇因为被“捂月子”遭遇不幸的各类新闻。但“坐月子”的观念毕竟经过两千年的代代相传，很多观念已经渗透进了许多人的骨髓之中。该产妇能够在40多摄氏度的高温中不反抗，其实也反映出，这些错误的理念是多么的根深蒂固。要避免再次发生悲剧，不仅家庭要摆脱教条的束缚，丰富相关的妇幼保健知识。相关医疗机构也应当有所作为，将产后护理纳入医疗服务的范畴，对产妇和家属强化科学知识宣传。

拿起法律武器，对“捐款表演”说不

河北涉县后池村居民因义务上山修路，依靠双手改变落后面貌被誉为太行“新愚公”。可近日在当地新建成的新愚公希望小学的爱心拍卖会上：一家企业领导将写有20万元的现金支票模型送到校领导手中，事后却只给了元。当询问活动主办单位能否捐助学校20万元时，答复是：不可能。负责活动的演出公司则表示：“20万现金支票属于一个演出道具，不应该视为爱心捐款。”

涉事企业收获的是社会美誉度；但当诺而不捐，暴露出的却是副沽名钓誉、耍无赖的丑态。《合同法》第条规定：“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。”但是，“具有救灾、扶贫等社会公益、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，不适用前款规定”。就是说像这样针对希望小学、贫困学生的赠与合同，是不能空口白话，诺而不捐的，而须事后兑现。

所以，新愚公希望小学及贫困生，无妨依《合同法》相关规定提起诉讼，要求涉事企业兑现20万元的捐款金额。只有拿起法律武器较真维权，对把捐款当演戏的恶劣行径坚决说不，让涉事企业付出真金白银的代价，才能让此类空口白话、诺而不捐、愚弄人、欺凌人的诈捐恶行得到遏制。

家长老师互怼：到底是谁错了

因为一份暑假作业，上海某学校三年级的班级群里出现了尴尬的局面——老师和家长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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